大家好，如果您还对北宋风自建房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北宋风自建房的知识，包括北宋四京的西京河南府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庭院风水设计详解

农村的自建房或私人别墅都会有庭院，庭院风水的好坏，关系到家人的身心幸福，财运走势。想要庭院风水好，一起来看看下面的庭院风水设计详解吧。

庭院是入宅人必经之处，是家居人的休闲场所。庭院的设计、布局反映了家居主人的文化素质及经济地位等方面。庭院布局也直接反映了风水的品质，对人影响很大。

庭院风水以方正为好。庭院风水设计水准、形状等莫过于皇城庭院，如故宫等。故宫建筑包括庭院设计十分方正。作为皇帝所在的地方，设计、布局是相当讲究的。如取方形，喻天圆地方之意。皇帝居中，正坐中央土方，这是为了使中央土与坤土相一致，取正五行，吻合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灵风水格局，使它们形成了一种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制约的“和谐”思想。故宫有太和殿、宝和殿和中和殿，都是由北向南排列，正组成一个“土”字，也可以说是一个“王”字。

殿色五行色以黄色为主，取黄袍加身意。五行属性多取金元素，如神兽类多是黄铜鎏金的。宫中神兽或物品其造形也以圆形、弧形为多，材质以金属类为主。为什么广泛用金元素呢？这是风水学需要说明的问题。

我们知道，所有阴阳宅包括皇宫风水，都不会有永远的吉祥如意。因为传统风水中有两颗星严重地影响所有家居风水，包括皇家风水。两颗星的星名为“二黑星”与“五黄星”。这两颗星不管百姓住宅或皇宫庭院，流年到来即光临。千百年来，传统风水学都想办法去预防或克伐这两颗凶星。为此，皇宫内多用金元素，其目的是想预防凶星降临。当然，预防有无效果，只能看流年星象性质及其风水设计水准了。

平常家居庭院风水，可借鉴皇城风水的某个适宜成份，用于家居庭院。

家居庭院风水首先要考虑院墙的设计，如高低、材质、方向等。可以说，没有院墙或篱笆墙的庭院谈不上庭院。有了院墙那院墙应与家居房连成一体。

院墙（围墙）不能过高或过低，过高过低都不吉。围墙种类可以以树木、花草、铁网、石块或砖、泥墙类都可以。庭院品质少铺石，假山、池塘设置及方位也要配合。庭院内东、南方向不设山，西北方向设山为吉相；西、北方向不开池塘，东南方向开池塘为吉相。

庭院可设在头或尾，即南、北方或东西方都可以，但不宜设在中院，中院设庭院不合适。

庭院中前院主财，后院主人丁或智慧。庭院的宜忌可理解为不要豪华，

应以洁净为主。庭院要有花木，白虎方不宜种高树；正中央不可有大石，更不可有污秽物；勿放石磨、不装震动的机器；当然，不可建厕所、不可设置电杆；后院不可开化粪池，庭院正中不可打井；水泥板、石板不可直放，只可横放。庭院以前低后高为好。院墙不可高于屋顶。还有院墙不可成三角形，不可崩缺。建围墙时不可先建围墙后建宅，以防犯“囚”字。庭院排水方向要认真考虑出水口，不管阴阳宅，出水口都十分重要，要堪测正确才定方位。总之，庭院建筑皆有理数，有理则有气，有气则有数。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程颐认为：天下万物皆可以理照。

庭院大门风水布局

庭院大门在庭院设计中是首要的设计景点，精致的大门入口是庭院景致的延伸，能够引人入胜，也是气口所在地。使庭院内部和外界气流得以沟通。在风水中好的庭院大么能够提升主人运势。

庭院大门是沟通气流的枢纽，庭院大门是庭院的第一道守卫，门与内、外气的流动的关系非常紧密，因为房屋内、外的气不能通过住宅坚实的墙壁，

但是可以通过门的开合而进出。外部大门影响外气进出，而住宅内部的门则通过庭院吸纳财气或不良运气。每个人每天出入自家大门的瞬间，都会受到大门风水的影响。

庭院大门方位起催财及招财作用：庭院大门的方位可以说是掌握财运的命脉，而最简单的催财方法就是在庭院大门旁摆放静水，“山主人丁水主财”，有水的地方便能发挥财气的作用。除了摆放静水之外，所有水种植物及插花都有催财的作用。

但庭院大门避忌门口放置假山以及喷泉作为装饰，有些别墅业主会将假山或喷泉挪移靠近大门，这样的布置会因为过于吵闹而让居住者心神不宁，适宜放置在两旁作为装饰以及带动气场流动。

庭院的大门，保持庭院的隐密性和私有性，敞开的大门让庭院和住家的生活一览无余，在其中种植的植物、居家摆设，都能通过大门查看。因此，注重隐私的住家应考虑好大门的材质和大小，在适合生活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庭院大门避免直对客厅，无论是风水学上还是说家居布置中都是不好的现象，因为客厅是待客接客的地方，如果大门直对的话容易引进外部的污气以及其他不好的气场，而如果能够通过玄关或者是玻璃架子进行分隔的话，就会形成缓冲的效果而不会导致庭院家居内部气场的变化，如果直对容易有事非的影响。

庭院大门旁不要有枯树，树以挺拔茂盛为妙，而现代生活时尚中追随的姿态美，让许多居住者喜欢卧式或者是直立有姿态的枯树作为装饰体现古董美，但是这样的装饰部件会损及老人的健康，同时在也会影响居住者财运事业，再好的风水布局也会因为两者相抵而减弱居住者的运势

庭院吉祥植物

1、棕榈，又名棕树。既有观赏价值，树干又可作为亭柱等，棕毛可入药，功能为收涩止血，主治吐血、崩漏诸症，在风水上具有生财护财的作用。

2、橘树，即桔树。“桔”与“吉”谐音，象征吉祥，果实色泽呈红、黄充满喜庆，盆栽甘桔是人们新春时节家庭的重要摆设，而桔叶更有疏肝解郁功能，能够为家中带来欢乐。

3、竹。苏东坡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是高雅脱俗的象征，无惧东南西北风，更可以成为家居的风水防护林。

4、椿树。《庄子逍遥游》云：“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秋。”因此椿树是长寿之兆，后世又以之为父亲的代称，在风水上有护宅及祈寿功用。

5、槐树。槐树木质坚硬，可为绿化树、行道树等，在风水上被认为代表“禄”，古代朝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坐于其下，面对三槐者为三公，因此槐树在众树之中品位最高，镇宅有权威性。

6、桂树。相传月中有桂树，桂花又即木犀，桂枝可入药，功能为驱风邪、调和作用。宋之问词云：“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象征著高洁，夏季桂花芳香四溢，是天然的空气清新剂。

7、灵芝。灵芝性温味甘、益精气、强筋骨，有观赏作用，是长寿之兆，自古被视为祥物，鹿口或鹤嘴衔灵芝祝寿，是吉祥图的常见题材。

8、梅。梅树对土壤的适应性强，花开五瓣，清高富贵，其五片花瓣有“梅开五福”之意，对于家居的福气有提升作用。

9、榕树。含“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之意，居者以此自勉有助于提高涵养。

10、枣树。在庭院中植枣树，喻早得贵子，凡事快人一步。

11、石榴。含有多子多福的祥兆，很有富贵气息。

12、葡萄。葡萄藤缠藤，象征亲密，自古有葡萄架下七夕相会之说，而夏季在葡萄荫下纳凉消暑，亦是人生一大快事。

13、海棠。花开鲜艳，令富贵满堂，而棠棣之华，象征兄弟和睦，其乐融融。

庭院的大门，保持庭院的隐密性和私有性，敞开的大门让庭院和住家的生活一览无余，在其中种植的植物、居家摆设，都能通过大门查看。因此，注重隐私的住家应考虑好大门的材质和大小，在适合生活的同时，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庭院大门避免直对客厅，无论是风水学上还是说家居布置中都是不好的现象，因为客厅是待客接客的地方，如果大门直对的话容易引进外部的污气以及其他不好的气场，而如果能够通过玄关或者是玻璃架子进行分隔的话，就会形成缓冲的效果而不会导致庭院家居内部气场的变化，如果直对容易有事非的影响。

庭院大门旁不要有枯树，树以挺拔茂盛为妙，而现代生活时尚中追随的姿态美，让许多居住者喜欢卧式或者是直立有姿态的枯树作为装饰体现古董美，但是这样的装饰部件会损及老人的健康，同时在也会影响居住者财运事业，再好的风水布局也会因为两者相抵而减弱居住者的运势

庭院吉祥植物

1、棕榈，又名棕树。既有观赏价值，树干又可作为亭柱等，棕毛可入药，功能为收涩止血，主治吐血、崩漏诸症，在风水上具有生财护财的作用。

2、橘树，即桔树。“桔”与“吉”谐音，象征吉祥，果实色泽呈红、黄充满喜庆，盆栽甘桔是人们新春时节家庭的重要摆设，而桔叶更有疏肝解郁功能，能够为家中带来欢乐。

3、竹。苏东坡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是高雅脱俗的象征，无惧东南西北风，更可以成为家居的风水防护林。

4、椿树。《庄子逍遥游》云：“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秋。”因此椿树是长寿之兆，后世又以之为父亲的代称，在风水上有护宅及祈寿功用。

5、槐树。槐树木质坚硬，可为绿化树、行道树等，在风水上被认为代表“禄”，古代朝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坐于其下，面对三槐者为三公，因此槐树在众树之中品位最高，镇宅有权威性。

6、桂树。相传月中有桂树，桂花又即木犀，桂枝可入药，功能为驱风邪、调和作用。宋之问词云：“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象征著高洁，夏季桂花芳香四溢，是天然的空气清新剂。

7、灵芝。灵芝性温味甘、益精气、强筋骨，有观赏作用，是长寿之兆，自古被视为祥物，鹿口或鹤嘴衔灵芝祝寿，是吉祥图的常见题材。

8、梅。梅树对土壤的适应性强，花开五瓣，清高富贵，其五片花瓣有“梅开五福”之意，对于家居的福气有提升作用。

9、榕树。含“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之意，居者以此自勉有助于提高涵养。

10、枣树。在庭院中植枣树，喻早得贵子，凡事快人一步。

11、石榴。含有多子多福的祥兆，很有富贵气息。

12、葡萄。葡萄藤缠藤，象征亲密，自古有葡萄架下七夕相会之说，而夏季在葡萄荫下纳凉消暑，亦是人生一大快事。

13、海棠。花开鲜艳，令富贵满堂，而棠棣之华，象征兄弟和睦，其乐融融。

北宋四京的西京河南府

北宋以前，洛阳已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像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几代建都洛阳之时，作为全国城市来看，都是城市之首，是洛阳城市极其辉煌的历史时期。隋、唐两代，长安与洛阳是西、东两都，城市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可谓站在同一个制高点上，是当时全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从中国都城的发展史上考察，自周秦以降，五代以前，建都在哪里，主要是在长安与洛阳两地之间进行选择，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唐末战乱之后，长安、洛阳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了，其中以长安为甚。五代伊始，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把国都选择在汴州开封。不过，开封建都在草创阶段，朱温在以开封为东都的同时，又以洛阳为西都，并长期驻跸于此，所以洛阳仍保持着首都的地位。至于长安，则降为雍州，变成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了。后唐之时，以洛阳为首都，虽以长安为陪都，实际上是徒有其名而已。五代中的晋、汉、周三代，依照后梁制度，称开封、洛阳为东西两京，即开封为首都，洛阳为陪都，北宋继之。由此可知，五代时期，建都在开封、洛阳两个城市之间选择，最后把首都的地位确定在开封，这也是当时的经济发展及政治形势决定的。

五代时期，从洛阳本身的城市演变来考察，时或首都，时或陪都，大体上保持着都城的地位，所以在唐末破坏之后，不断地有所恢复，已非长安可比。正因为如此，北宋一代，把这个陪都的地位摆在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之上，继续加以扶持，使洛阳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关于这一时期洛阳城市的具体面貌和特征，本文将分成若干部分来论述。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有宫城、皇城和京城三重，京都之内，纵横各十街，整齐划一，表现出非凡的帝都气派。根据唐人韦述的记载，皇城至京城正南门的定鼎门大街，也即御道，广百步，其他如上东、建春二横街为七十五步，长夏、厚载、永通、徽安、安喜及左掖门等街，各广六十二步，余小街各广三十一步。[1]在街道之间，隋有一百零三个里，三个市；唐改里为坊，有坊一百一十三，市三。每坊四周各长三百步，中开十字路，四出趋门，从坊的大小相同这一点上看，比长安之坊还规整得多。

当时，洛阳的三个市，商业繁荣，经济发达。如唐之南市，即隋之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之通远市，周围六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应当肯定，隋唐时代，洛阳是一座非常繁华的都市，实行着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

唐自安史之乱后，洛阳就不断遭到战争的破坏，降及唐末，天下大乱。中和四年（884年），蔡州秦宗权遣将孙儒攻击河南尹、东都留守李罕之，“据京月余，焚烧宫阙，剽掠居民”，无恶不作。李罕之暂退渑池，孙儒又与诸葛爽“迭相攻伐”，民无宁日，这样经过几年的战乱破坏，“都城灰烬，满目荆榛”。光启三年（887年）时，张全义为河南尹，驻军于故市，“井邑穷民，不满百户”，“寂无鸡犬之音”。可以说，洛阳又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了。

张全义进驻洛阳时，所带百余人，与原来的穷民百余户，在城内原南市地方，筑垒自固，是为北城。后于市南又筑嘉善坊为南城，且战且耕，招纳百姓，披荆种艺，经过几年的努力，“京畿无闲田，编户五六万”，“号为富庶”。显然，这里所说的“富庶”，不是城市的繁华，而是城市废墟上的农村化，稼禾满野，所以才没有闲田。

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前，朱温准备迁唐都于洛阳，乃命张全义“缮治洛阳宫城，累年方集”。这年正月，昭宗东迁，为充实洛阳，朱温下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上连甍哭号，月余不息”。这年二月，朱全忠还亲赴洛阳，督促工役，用牺牲长安的办法，来恢复洛阳的都城地位。这次究竟从长安迁多少人往洛阳，史无明载，但从“月余不息”的时间上推断，似乎有相当规模，人数是不少的。可是，张全义已把洛阳废墟变成农田。这对城市恢复工作又造成不小困难。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十月的敕书这样说：

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及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以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妄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田业，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认识，付河南府。

唐朝末年，先是经历过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打击，后又遭受军阀的连年混战，洛阳城的官僚、民户，大批逃亡或死亡，房舍被烧。城市变成一片白地。唐政府承认张全义开垦的田土为公田，不准原业主认领，也即不承认他们的产业所有权。未曾耕垦的荒田，才允许原业主认为己业，还须到河南府重新办理手续。在这样一个事实的基础上，想要重建洛阳城，其难度是相当艰巨的。所谓唐朝的这一敕书，实际上是朱温颁布的，因此，朱温代唐建梁，洛阳城的变化并不很显著。

从五代时期的史实考察，真正对洛阳进行重建的是后唐王朝。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年）十月灭梁，年底即以洛阳为都城。次年八月，他在一道敕书中追述了汉、唐以来洛阳的富庶，并对后梁不重视洛阳一事作了一番斥责，然后表示了重建洛阳的决心和办法。敕书有这样一段话：

……自削平大憝，纂嗣丕图，重兴卜洛之都，永启朝宗之会，将资久远，须议葺修。务令壮观于九重，实在骈罗于万户，京畿应有空闲地，任诸色人请射盖造。藩方侯伯内处臣僚于京邑之中，无安居之所，亦可请射，各自修葺。其空闲有主之地，仍限半年，本主须自修盖，如过期不见屋宇，亦许他人占射，贵在成功，不得虚占。

这一敕书的内容，较之唐末，有较大改进，凡是京城空闲的土地，各色人等都可以申请盖造房舍，以为己有。京城内外的各级官僚，由于后唐政府还不能为他们在京城找到合适住房，只好允许他们申请占有闲地，自建房舍居住。原来有主之闲田，先令本主于半年之内自行建造房屋。过期不见动静的，也允许别人占有。后唐政府提出一条原则，“贵在成功，不得虚占”。这一规定，势必会加快洛阳的恢复工作。为落实这一敕书，后唐又下诏“令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等，并宜令洛京修完宅一区，既表皇居之壮丽，复佳清洛之浩穰”，同时又宣称，各地方官能否执行这一诏令，是“爱君之诚节”的一种表现。这样使各地方官纷纷在洛阳投资建房，加快了洛阳建设的速度。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城市建设规划，使建设处于一种盲目的状态，很快就暴露出自身的弱点来。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六月，河南府开永通、厚载二门，并再次重申京城内空闲地的修营办法。是时，左谏议大夫崔huì曾经指出：

臣伏见洛都顷年当制葺之初，荒凉至甚，才通行迳，遍是荆榛。此际集人开耕，便许为主，或农或圃，逾三十年。近岁居人渐多，里巷颇隘，须增屋室，宜正街坊，都邑之制度既成，华夏之观瞻益壮。因循未改，污浊增深，窃惟旧制宫苑之侧，不许停秽恶之物，今以菜园相接。宗庙祠宇公府民家秽气薰蒸，甚非蠲洁，请议条制，俾令四方则之。

由此可知，在此以前，农田的开耕已逼近宫城，道路狭窄，“才通行迳”，城区之内到处是农田菜圃所用的秽恶之物。针对此情，崔huì才要求制定规划，不仅供洛阳重建使用，而且也令四方为则，这确实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大事。

后唐为了恢复洛阳帝都的面貌，同光三年（925年）八月，左补阙杨途上奏，认为“明君举事，须合前规”，要求毁掉张全义在城内所筑的南州、北州旧垒，改变“浩穰神京，旁通绿野，徘徊壁垒，俯近皇居”的局面。这年九月，后唐政府根据杨途的上奏，同意拆除张全义、李罕之的城寨，并要求河南府“先擘出旧日街巷，其城壕许人占射平填，便任盖造屋宇，其城基内旧有巷道处便为巷道，不得因循，妄有侵占。仍请限一月，如无力平kuī，许有力人户占射平填”。从这里可以得知，后唐恢复洛阳时，其道路街巷，基本上想按照唐代旧制，张全义等所筑的城寨、城濠均被填平。此时，后唐还重新建立了兴教门楼，以增加宫城南面的壮观。

但是，洛阳多年形成的事实，并非后唐一纸敕书马上就能纠正过来的。《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明宗长兴二年(931)六月戊辰条记载：

应京城六街及诸闻坊，先许人修建屋室，如闻侵地太多，乃至不通车驾。今后盖造外，须通车马，或有越众牵盖，并须划时毁拆。并果园池亭外，余种莳菜园空间田地，如本自办，即限三月内盖造须毕；如自不办，并许人收买。敕旨：伊洛之都，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当乱离而曾是荒凉，及开泰而兢为修葺，从来寂，多已骈阗，永安天邑之居，宜广神州之制，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专切依次第擘划，晓示众多，勿容侵越，或有利便，亦可临时详度奏闻。其月，河南府奏：准敕、京城坊市人户菜园许人收买，切虑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菜蔬为业，固多贫窭，岂办盖造？恐资有力，转伤贫民，敕旨：都邑之间，殷繁是贵，欲九重之转盛，在百堵以齐兴，作事断自于不疑，出令必归于划一。此据巡司申奏，为有乱射土田，遂设规程，令还价值，只要增修舍屋，添益闾阎，价使华夏共观壮丽。朝廷以邦本兴隆之计，务使骈阗，府司以园圃价例之间恐伤贫下，备详敷奏，须议允俞。其在京诸坊，若是有力人户及形势职事漕司等已有居第外，于别处及连宅置得菜圃，令园子主把或典赁与人者，并准前敕价例出卖，不得辄有违越。如实是贫穷不济人户，置得园圃年多，手自灌园，身自卖菜，以供衣食者，则与等第特添价值，仍买者不得广置地位，各量事力，须议修营，并要酌中，庶无逾越。

这段记载，对于研究洛阳在后唐时期的恢复一事，非常重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以前允许人户在闲地建房，由于盲目性大，没有计划，造房者侵地太多，挤占了原来的街道，使道路由宽变窄，“乃至不通车驾”，造成了交通的困难。

(2)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相应措施，建房时要保留道路的宽度，“须通车马”；如果不合此制，则要进行拆除。

(3)再次提出了“伊洛之地，皇王所宅，乃夷夏归心之地，非农桑取利之田”的原则，宣布原来开垦耕种的田地及菜园，均不在保护之列，原业主有条件的自己建房，无条件建房者允许出卖土地，只对贫穷自耕菜农的地价进行适当照顾而已。

(4)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后唐政府令御史台、两街使、河南府协同合作，进行规划，使洛阳逐步进入有计划的恢复阶段。

(5)经过前段的努力，官僚形势职掌曹司及有力人户，在洛阳建起居第，增加了城市的壮观。为防止他们多占土地，不得不提出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不允许他们在别处及连宅再有菜园等。

(6)所谓“都邑之间，殷繁是贵”，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在建设中尽量要求好一些，“贵使华夏共观壮丽”，“务使骈阗”等等，都反映出后唐洛阳城的特点来。

不过，从当时实际的建设来看，后唐绝不可能完全恢复唐代洛阳街道的制度。直到北宋，宋敏求撰《河南志》时，引证韦述记载的洛阳街道后，不无感慨地说：“今不复旧制矣。”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就是五代宋元间，洛阳的街道由宽变窄了，应是后唐城市规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晋、汉、周三朝，以洛阳为陪都，许多官僚在这里安家，城市上虽无大的创举，但官僚们都在充实自己的家庭，修建安乐窝。这就是说，城市仍在不断加强建设，人口也有所增加，经济在继续恢复之中。

到了宋初，洛阳河南府的两个附郭县，一曰河南，管4乡54坊；一曰洛阳，管3乡43坊。两县中去掉所属乡村，共有93坊，大体上反映了西京坊制的恢复情况。北宋中期，西京有坊120，其中88个隶河南，32个隶洛阳。这些坊的形成，“自唐末五代，鞠为荆棘，复约依旧地列坊云”。由于洛阳城池广大，短时期的建设是不可能填满的，直到皇佑二年（1050年），张奎知河南府事，感到“坊久无榜”，“命布列之”，“按唐街陌，分榜诸坊”。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许多坊的建立或者说恢复，是大体上“约依”唐朝的街巷来划分诸坊的，至于坊的榜额，是到北宋建立90年后，才统一制定出来。

关于隋唐时期洛阳的“市”，至宋而逐步消失。如隋之丰都市，唐改曰南市。原占二坊之地，至贞观九年（935年）即占半坊，另一半名通利坊。唐末大乱后，张全义治洛阳，将南市改为临时的河南府治所在地，使南市与通利坊成为南北二城的居民区了，宋朝不可能在这里恢复那种坊市分离的“市”，只能一沿其旧。宋时洛阳的时泰坊，本为隋之通远市，周六里，这个市南临洛水，后亦废掉，唐显庆中旧市改坊，宋亦名大同坊。宋代洛阳有北市坊，本邻德坊地，唐显庆中创为北市，后废市改坊，包括邻德坊在内，原均为北市，到五代时，市的面积已大大缩小，尽管后唐时还在北市行刑，保留有北市之名，实际上很快就被官僚建宅与设置寺院而报废了，至宋而为应天院廨院。

由上可知，从唐末到北宋，洛阳原来的专门“市”已不见提及，都划成坊，增加了建筑，成了居民区。这个史实说明，宋代的洛阳城内已是由原来的坊市分离制，嬗变成新的坊市合一制，坊中居民面街而居，沿街成市，这是洛阳城市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宋代洛阳有宫城、皇城与京城（外城）三重，均为沿袭隋唐城而来，但周长略有不同。

宫城，周长九里三百步，座落在京城之西北。隋时，旧名紫微城，唐代相因，周长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注：关于唐洛阳宫城长度，《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城东西四里一百八十步，南北二里一十五步，共合十三里三十步”。《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作“周长四千九百二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长度合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二者所记宫城周长，均与宋不同，可见宋洛阳宫城可能有所缩小。所以《河南志》在《宋城阕古》部分记载：“宫城，周九里三百步。”注文说：“疑西与北经损减。”这是正确的。）。宋宫城南面三门，中曰五凤楼，东曰兴教，西曰光政；东面一门曰苍龙，西面一门曰金虎，北面一门曰拱宸，宫城东西有夹城，各三里余，东二门，南曰宾曜，北曰启明；西二门，南曰金曜，北曰乾通。

关于五凤楼，历经沧桑，很能反映出唐末五代时期宫城的一些变化。唐时兴建的五凤楼，在唐末已经不复存在，朱温迫唐昭宗东迁洛阳时，命罗绍威等重修五凤楼、朝元殿。“巨木良匠非当时所有，倏架于地，sù流西立于旧址之上，张设绨绣，皆有副焉。”《新五代史罗绍威》亦记载：“绍威取魏良材为五凤楼、朝元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师。”罗绍威时为魏博节度使，实力雄厚，拥有一批能工巧匠，才能完成洛阳宫城的部分修建任务。

洛阳宫城之建筑，在唐末五代之时，相对来说破坏较少，所以朱温建梁后长期居住在这里，后唐又略加修复。宋开宝八年（975年）之时，为迎接太祖西幸，在这年十月至次年春曾大修一次，由庄宅使王仁guī与知河南府焦继勋督役，修葺之后，“宫室壮丽”，使宋太祖非常满意。当时的洛阳皇宫，共有9990余区，比开封宫城建筑为多。宫城内有一夹城，夹城内及夹城北为军营区，皆左右禁军所处。北宋中期，由于宫阙长期失修，“岁久摧圮”，令河南知府张奎“大加兴葺”。景德二年（1005年）八月，真宗将到巩县朝谒诸陵，下诏西京八作司修葺大内及诸司舍。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时，京西转运司言，西京大内损坏屋宇，少4000余间，要求在次年春季修理时，“每二间拆创修之数一间”。可以说，在宋哲宗以前，西京宫城内之建筑，基本上是因袭旧制，或稍修葺，而无创建，甚或损坏严重，而无力增修。这里原来的宫殿群体规模大，而皇帝则很少到洛阳去，久而久之，也无心修理，才出现把旧房二折一的修葺办法，这样使宫城建筑日益缩小。直到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准备谒陵，才令京西转运使宋biàn“治宫城，广袤十六里，创廊屋四百四十间，费不可胜”。又，《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记载，这次创修大内，“合屋数千间，尽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赀”。髹漆之时，“须骨灰为地，科买督迫，灰价日增，一升至数千”。兽骨不足，“至灰以人骨为胎，斤值数千”。洛阳城外四郊20里内之古冢，“凡衣冠垄兆，大抵遭暴掘。由此可知，北宋末年，宋徽宗时曾对洛阳皇宫进行过一次大修，城垣扩大到16里，超过了前代。同时，新创了廊房数百间，使宫城之建筑又达数千间，而且髹漆装饰也比过去讲究。从史籍来看，为髹饰建筑，乃至大发古墓，使地下文物遭到了一次浩劫，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洛阳宫城建筑如何，作为宋代城市发展史来讲并不太重要，可是作为洛阳市本身而言，则应当重视，这是它作为陪都的必要条件。它建设的好坏，说明宋廷对洛阳的重视程度，又是必须加以论述的。

洛阳皇城，周长十八里二百五十八步，隋唐曰太微城，亦号南城，高三丈七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皇城周长为四千九百三十步，应合十三里二百五十步，似较宋皇城为小（注：《河南志》云：“皇城，宫城之外夹城也，周八十里二百五十八步……”显误，因皇城在京城之内，京城周长才五十二里有余。）。皇城为宫城之外夹城，当然亦座落在京城之西北。南面三门：中曰端门，东西曰左右掖门。东一门曰宣仁。西三门：南曰丽景，与金曜相直，中曰开化，与乾通相直；北曰应福。“内皆诸司处之”。

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南面三门，中曰定鼎，东曰长夏，西曰厚载；东面三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北曰上东；西面一门曰关门；北面二门，东曰安喜，西曰徽安。这座城是隋大业元年（605年）筑，名曰罗郭城，唐武后长寿二年（693年）增筑，号曰金城，城高丈有八尺。根据考古实测，周长为27165米，合27.52公里。这应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与唐城记载还不能完全吻合，而且唐城记载中，史籍亦有互相矛盾处，有待进一步考证（注：《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谓：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按四周合计，实际只有六十一里三百四十步，与总数不合。《新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载，东都外城周长25050步，合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与旧志所记总数稍有差别。《河南志》引韦述记云，城东面为十五里二百一十步，南面十五里七十步，西面十二里一百二十步，北面七里二十步，周回六十九里二百一十步，此总数与新志一致，可与四周总计不合。由此可知，各书记载不一，或传抄刊刻有误，或所记时间有别，待考。

洛阳唐代外城高度远比宫城、皇城为差，经唐末战乱，“摧圮殆尽”，破坏极其严重，周世宗时，“以洛阳城头缺，令葺之”。时兼中书令的武行德“率部民万余完其城”。这次修的究竟如何？《河南志》称“然甚庳陋”，甚至南墙部分或根本未加修筑。直到仁宗景景佑元年（1034年）九月十五日，宰相王曾还有这样的话：“西京水南地理阔远。居民甚多，并无城池，望令渐次修筑。”于是，宋廷下诏，由知河南府李君谷来办理此事。这次修的结果，据《河南志》云：“城雉仅完。”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曾说洛阳外城，“卑薄颓缺，犬豕可yú”。显然缺乏昔日之壮观。

由上述事实可知，宋代洛阳城虽然保持隋唐三重城之格局，实际上远非昔日旧观，这不仅是简化了隋唐时代城内的许多建筑，而且连外城亦相当简陋，从根本上说是缺乏防御功能的。从三重城的高度上看，宫城为四丈八尺，皇城为三丈七尺，外城仅一丈八尺，中高外低，主要是显示皇家威严，这从整个城的功能上讲，已经不能和宋东京城相比了。不过，就全国而言，洛阳外城又是第一大城，其他城市在北宋一代不能和它相比，作为陪都是完全有资格的。与之同时，洛阳城在总体上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保持自身的许多特色，颇值得认真研究一番。宋洛阳园林之盛，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非其他城市可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因素，即水土气候方面的优越条件，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即隋唐以来向为园林盛行之区，至宋，许多重要官僚在洛阳安家，故园林恢复的速度特别快。苏辙曾说：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之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昙王屋，峦扉迤，四顾可挹。伊洛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其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

苏辙是四川人，曾在许多地方做官，见多识广，他认为洛阳园林“实甲天下”，并非过誉之言。文章中说的“古帝都”，“汉唐遗俗”，可视为历史因素；而所谓“山川气候”之类，则指自然因素；至于所言“贵臣巨室”，那就与政治因素有关系了。正是这几种因素的结合，才使洛阳园林在宋代迅速恢复发展起来，长久不衰，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关于前述历史因素方面，优势是相当明显而重要的，如唐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所”。这批官僚馆第，虽经唐末五代离乱，绝大部分焚毁净尽，但故址犹存，特别是园石之类的遗留物相当多，成为可观的文化遗产，宋代的许多园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断言，宋之园林“多因隋唐之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自然因素方面，除上述苏辙讲到的以外，宋人李复亦云：“泉甘土沃，风和气舒，自昔至今，人乐居之。青山出于屋上，流水周于舍下，竹木百茂。”由此可知，洛阳自然因素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有山有水，土沃气和，宜于花草树木的生长。在政治因素方面，洛阳为宋之西京，五代以来，许多官僚于此安家，形成自己的安乐窝，至宋初，不少官僚在开封做官，其家仍安置于洛阳，可以说官僚聚居的程度，仅次于开封。住在洛阳的官僚或其家属，他们利用唐末五代以来的土地荒芜无主等情况，尽可能地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其办法就是兴建园林，宅园结合，形成一种风气，互相攀比，园林之盛由此而起。范仲淹曾说：“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穆修有《过西京》诗云：“西京自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来恨不逢桃李日，满城红树正秋风。”长期居住在洛阳的司马光，对洛阳园林更是了如指掌，他亦有诗云：“洛阳名园不胜纪，门巷相连如栉齿。修竹长杨深径迂，令人悒悒气不舒。”此类诗句颇多，不再赘引，均可证明洛阳园林众多且盛，是人所共知的。

当然，提起洛阳园林，人们都会想起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其中提到19处名园，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园子不仅繁盛，而且各有特色，足以代表有宋一代洛阳园林的风貌，下面略作介绍。

北宋洛阳园林，首推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董氏“以财雄洛阳”，其家建有东、西二园，虽荒芜不治，而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树，粗有十围，并有亭台喷池等。归仁园以归仁坊而得名，尽一坊之地，“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洛阳城内120坊，这个归仁园竟独占一坊，所谓城内“多大园池”，那么园林在城市内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洛阳的苗帅园，“又号最佳处”，原为故相王溥园宅，“园既古，景物皆苍然。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陵诸园之意矣”。园中有七叶树二棵对峙，高百余尺，“春夏望之如山”。园中有大竹万余竿，皆满二三围，其他建筑，“制度甚雄奢”，然而还没有达到王溥故园的程度。

李氏仁丰园，原为唐相李德裕之平泉庄，花木种类甚多，除本地花木外，又移植大量的外地花卉，成为园中的一大特色。天王院花园子，本是一座佛寺，以种养牡丹出名。松岛园内种植的松、柏、枞、杉、桧、栝，皆美木。洛阳人独爱栝而敬松，松岛园内有数百年之古松，东南隅双松尤奇。此园本唐朝袁象先宅园，宋时属李文定公丞相，后又为吴氏园。

好了，关于北宋风自建房和北宋四京的西京河南府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